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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日, 七月 19, 2009

逝者

关键词:

三千年未有之变局

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

自我的--”  对他人的--的感受   “族群-文化-制度

不仅面对许多问题,而且有了许多主义

 

摘自《财经》“逝者”

汪丁丁/文

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三个相互纠缠的方面,如同三条生命的联合:其一是--的发展,也称为个体生命;其二是对他人--发展的感受,可称为个体的社会自我social self);其三是族群-文化-制度的演变,可称为社会史

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而言,可载入社会史的最大事件,莫过于满清王朝的倾覆。这一事件在后来的演变中呈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,因为,延续数千年的帝制就此消失了。导致了这一重大社会史转折的力量,其一是外力,由以往数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偶然接触所累积的后果汇集而成;其二是内力,由以往数百年或数千年社会史演变的后果汇集而成。时至今日,我们仍生活在由这一事件标志的社会转型期之内,而且,我们预期这一转型期还将延续百年之久,不如此则难以完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

在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里,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,按照他们个体生命社会自我的特质,呈现出极大的差异。一时间,中国不仅面对着许多问题,而且有了许多主义。比任继愈和季羡林更早成熟且更早成名的梁漱溟,这样概括他自己的--状态:“……我少年时,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,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,反复穷究,不能自已。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、根本、深彻。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。自己回顾过去这四十余年,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,时而趋重于此,时而趋重于彼,辗转起伏虽无一定,而此牵彼引,恰好相资为用。……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,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,出入乎东西百家。……同样地,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,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。(《中国文化要义》自序

于是,如李泽厚所言,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,构成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主旋律。

191951日,杜威携妻子抵达中国,由胡适陪同。四天之后,他目睹了五四运动并延长了他在中国的访问时间,将离境时间推迟至1921711日。两年间,杜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,他的一系列演讲与稍后抵达中国的罗素的一系列演讲,从两个几乎相反的方向,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命运的思考。

杜威告诉中国人:没有基于观念转变的社会转型,中国不可能发生改变。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失败的,因为它纯然依赖于外部的力量,只具有革命的形式,只触及制度层面,它未能改变大众的生活观念。罗素告诉中国人:尽管儒家亲孝的观念缺点很多,但是远比西方人倡导的爱国主义危害小得多。因为,后者导致了帝国主义黩武主义。他呼吁西方向中国学习正当的生活观念。另一方面,他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——但不可学习西方人的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世界观。不过,罗素的声音被杜威的声音淹没了。西学兴,对现代生活观念和工业化的追求,主导了20世纪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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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条评论:

boshi 说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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