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HARED LOGOS: 逝者

关键词：

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

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

自我的“身-心-灵” 对他人的“身-心-灵”的感受 “族群-文化-制度”

不仅面对许多“问题”，而且有了许多“主义”

摘自《财经》“逝者”

汪丁丁/文

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三个相互纠缠的方面，如同三条生命的联合：其一是“身-心-灵”的发展，也称为“个体生命”；其二是对他人“身-心-灵”发展的感受，可称为个体的“社会自我”（social self）；其三是“族群-文化-制度”的演变，可称为“社会史”。

对20世纪初叶的中国人而言，可载入社会史的最大事件，莫过于“满清王朝”的倾覆。这一事件在后来的演变中呈现出更大的历史意义，因为，延续数千年的“帝制”就此消失了。导致了这一重大社会史转折的力量，其一是“外力”，由以往数百年与西方文明的偶然接触所累积的后果汇集而成；其二是“内力”，由以往数百年或数千年社会史演变的后果汇集而成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生活在由这一事件标志的社会转型期之内，而且，我们预期这一转型期还将延续百年之久，不如此则难以完成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

在突然无拘无束的世界里，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，按照他们“个体生命”和“社会自我”的特质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。一时间，中国不仅面对着许多“问题”，而且有了许多“主义”。比任继愈和季羡林更早成熟且更早成名的梁漱溟，这样概括他自己的“身-心-灵”状态：“……我少年时，在感受中国问题刺激稍后，又曾于人生问题深有感触，反复穷究，不能自已。人生问题较之当前中国问题远为广泛、根本、深彻。这样便不为现实问题之所囿。自己回顾过去这四十余年，总在这两问题中沉思，时而趋重于此，时而趋重于彼，辗转起伏虽无一定，而此牵彼引，恰好相资为用。……就以人生问题之烦闷不解，令我不知不觉走向哲学，出入乎东西百家。……同样地，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，使我不能不有所行动”。（《中国文化要义》“自序”）

于是，如李泽厚所言，“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”，构成了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主旋律。

1919年5月1日，杜威携妻子抵达中国，由胡适陪同。四天之后，他目睹了“五四运动”并延长了他在中国的访问时间，将离境时间推迟至1921年7月11日。两年间，杜威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，他的一系列演讲与稍后抵达中国的罗素的一系列演讲，从两个几乎相反的方向，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命运的思考。

杜威告诉中国人：没有基于观念转变的社会转型，中国不可能发生改变。中国的政治革命是失败的，因为它纯然依赖于外部的力量，只具有革命的形式，只触及制度层面，它未能改变大众的生活观念。罗素告诉中国人：尽管儒家“亲孝”的观念缺点很多，但是“远比西方人倡导的爱国主义危害小得多”。因为，后者导致了“帝国主义”和“黩武主义”。他呼吁西方向中国学习“正当的生活观念”。另一方面，他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科学知识——但不可学习西方人的工具主义和科学主义世界观。不过，罗素的声音被杜威的声音淹没了。西学兴，对现代生活观念和工业化的追求，主导了20世纪中国。